贝玲妃官网李玉明: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映像PICS

2018-02-24 admin 全部文章 13
李玉明: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映像PICS

整理_首阳
“老八路”迎来时代大变革,知天命步上新征程,四十年改革开放奋进不止,耄耋之年不忘初心,旨在“研究三晋之文明,创立未来之新风”。
李玉明 原名张存明,1929年3月生,山西忻州人,1944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历任共青团山西省委办公室主任、吕梁行署专员、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山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山西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离休后,担任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等社会职务。
在莫斯科苏联中央团校(1956年冬)
在韶山毛泽东故居前(1992年)
五十而知天命。1978年,我50岁,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每个人都能讲出许多迎接春天的故事,我最大的感受是那首古诗“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十年“文革”我很迷茫,更痛苦。因为我在省领导身边工作,从1966年开始,我就对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产生了怀疑、不理解并抵触起来。当时,造反派狂叫“打倒卫(恒)王(谦)王(大任)”“打倒黑省委”,我从亲身感受和直接观察中坚定地认为山西省委和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省长王谦及常务书记王大任等同志是忠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是干社会主义革命和拥护党中央,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绝不是什么“走资派”,更不是什么“三反分子”!因而,对于造反派的诬蔑和“1·12”非法夺权,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保省委立场上。卫恒同志被造反派迫害致死,省委、省政府其他主要领导同志也身陷囹圄,因我曾担任过省长办公室主任、卫恒的老秘书,在劫难逃,造反夺权的头头们便诬蔑我是“黑省委特务核心组的头目”“铁杆保皇派”,遭受迫受,被管制、揪斗,被逼住中央学习班十六个月,后又被扫地出门,下放到阳泉市郊区白泉公社工作两年多。
1949年以来,我长期在省级领导机关工作,被下放充实到基层与农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也算有幸,使我看到了阳泉郊区农村的真实生活景象:在当时“以粮为纲”的政策指导下,省级劳动模范、上白泉村支书王三元长期领导社员挥舞着七斤半重的镢头,披星戴月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刨食”,然而,仍是过不上好光景,手里连个零花钱都没有。我作为公社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看到搞耐火砖的生产大队就比较富裕,于是顶着“重副轻农”的风险,鼓励他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搞耐火砖企业,果然,第二年,生产大队和社员收入便显著增长,社员们都高兴。
1972年,我接到通知调回到太原西母霸龙家族。当时,我还有点犹豫,在老同志们的劝说下才接受任命,担任中共山西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副主任兼农业组组长,后来又让我到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我与同志们深入吕梁交城、雁北左云等地开展农村生产责任制、农民自留地、自留羊、自留树和生产队核算单位规模问题的调查研究,写出了《农民喜欢自留地》和关于批极“左”思潮、落实社员自留树问题的报告《左云县落实林业政策的调查》。省革委副主任王庭栋同志和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审阅后,都认为报告的内容是符合《六十条》政策的,当即以省委文件向全省批转下发各地参照执行。据说,李先念副总理也很同意这个报告,不久,这个报告在农业部的简报上刊发,在全国都有影响。
1974年11月,我奉令担任了中共吕梁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其伟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大刀阔斧地在全国进行“全面整顿”,开始纠正“文革”极“左”错误。我在吕梁地委、行署坚决贯彻执行,雷厉风行地展开了“整顿”,积极反对极“左”思潮,狠批派性,加强党性,坚持原则,排除干扰,落实政策鸿蒙圣祖,使“文革”重灾区的吕梁地区各项工作焕发出新的生机。人心思治是党心民心所望,几个月的时间便在全区解决了15000余件冤假错案,十余万人获得公正平反。
那一年风调雨顺,真是人努力天帮忙,吕梁粮食产量达15.3亿斤,创下1949年以来最好的纪录。这一年也是我工作最顺遂、心情最舒畅的一年。然而,好景不长,1976年阴云密布,周总理、朱总司令和毛主席相继辞世,“四人帮”倒行逆施,愈发猖獗,掀起了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由于与极“左”路线对着干,我再次被诬蔑为“邓小平的孝子贤孙”“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遭受到造反派的围攻、揪斗,不让办公,不让吃饭,不让医生输液治病,被折磨得身心憔悴,患了心脏病,脚腕骨折,卧床养伤。就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又来围剿,还打了给我输液的大夫、护士。
那时真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我清楚地记得:1976年10月7日,我在太原卧床养伤,突然有人悄悄告我:“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惊雷入耳,我太激动了麻仓好,不由得热泪盈眶,从床上坐起来,连声大叫:“好、好,挽救革命、挽救党王虫虫没家,好极了!”这时,好友张捷夫来了,我把这一喜讯告诉他,他也高兴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我们党得救了,我们党得救了!”接着,我在省委听了正式传达后立即带病回到吕梁地委。在地委大礼堂传达这个特大喜讯时,人们静悄悄地听着,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离石城乡、吕梁大地到处贴着标语口号,衷心拥护党中央代表党心民心,粉碎“四人帮”的英明决策,控诉“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人们自发地走上街头庆祝游行,锣鼓声、口号声、欢呼声响彻云霄,真心的歌声笑声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没有的。举国上下万众欢腾,沉浸在无比的欢乐气氛中。
粉碎“四人帮”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我在吕梁地委分管思想宣传工作,打破一时“不介入”“不表态”的沉闷局面,率先组织地委部分理论工作者开展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一致认为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当时,我们为此出了一期简报——《讨论纪要》,先后被《山西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予以选发,对打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消除思想僵化,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形容那一段历史,我说是“三声春雷震醒中华”:一是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文革”,为国家安定团结、改革开放扫除了障碍;二是纠正了极“左”的思想路线,清理了“三种人”,拨乱反正,恢复了科学的毛泽东思想,维护了毛主席的历史地位,为全党团结统一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三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走上了伟大的改革开放道路。
右起:李玉明、卢功勋、白清才在香港(1984年)右起:李玉明、卢功勋、胡富国、陶鲁笳、李雪峰、霍泛在三晋文化研究会书展前(1993年夏)
一、思想解放是开路先锋
改革开放伊始,当时我只是想恢复到“文革”前那种政通人和、风清气正的景象,不知道在新的转折、新的发展时期还需要进行重新学习和重新实践。1980年,我从中央党校学习后回到太原。年底,时任省委书记的贾俊代表省委对我说,省委决定你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改革开放,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中一系列的深刻变化,包括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人们的价值取向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它一方面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另一个方面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新问题、新挑战。
我到宣传部分管干部人事和党建、党员教育及《支部建设》等工作。我和同志们一道勇敢地迎接新的挑战,把每一项工作都当作是党性的考验。
当时,许多干部和党员对土地下放“大包干”有抵触情绪,有的说“土地下放大包干,社会主义变了样”,有的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有的说“现在是社会主义乱了套,共产主义盼不到,不知该走哪条道”……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省委领导下,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党员教育活动,如上党课,请领导干部和先进党员用生动事例说明教育,在党员中进行大讨论,还组织到大包干后粮食增产显著的大队参观学习。这就使党员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视野,突破了旧有条条框框的束缚,转过弯来。为此,我们受到中宣部领导的称赞。
经过一系列学习、教育、宣传活动,全省118万(1982年底统计数)党员弄通了思想,心中有了大目标,成为领导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头羊”。
1985年8月,我奉省委决定,担任省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这是我离开省政府“五号楼”十九年后又回到原地工作贝玲妃官网,然而,物是人非,感慨良多。我还记得当年同王森浩省长第一次到日本友好访问,在高层建筑的顶层旋转餐厅上观赏东京夜景,惊讶的是那么一条大街上,这半幅的汽车灯是红的、那半幅的汽车灯是白的。后来才弄明白,那分别是上行车的尾灯、下行车的前灯。现代高速发展的社会令人目眩!
我在省政府“五号楼”工作时,干部、群众找省长们办事,同其秘书沟通即可来见到省长,诉说情况后,马上得到解决。办公厅整天都有值班的工作人员,当天的事情当天办,处理文件不过夜。这种勤政廉洁、高效务实的办法忘情水吉他谱,被誉为“五号楼作风”。提倡这种作风,就是要杜绝出现被群众深恶痛绝的“门难进、人难见、脸难看、话难听”的官僚主义现象。为此,我发起成立了“山西省行政管理学会”,结合行政工作的实践性、综合性和创新性,提出科学的行政管理就是要出效率、出速度,勤政务实地为人民服务。
我在省政府秘书长任上,除负责办公厅的行政事务、会务、文秘、机要、档案局和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并协助常务副省长分管全省外事、侨务、文物、旅游、人防等工作,积极开发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和北岳恒山等旅游景点,搞长期旅游规划,特别倡导把保护文物古迹与发展旅游结合起来。人防工作要平战结合,利用地上地下工程设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做到收支平衡,节省国防费用,曾受到中央相关部门的好评。这一时期,还兼任山西省地名委员会主任、山西地图编委会主任等职,组织出版了《山西能源地图集》 《山西农业地图集》 《山西历史地图集》等大型图书,引起多方面的关注。
1988年,在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举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农业委员会主任。在任期间,动员组织省、地(市)、县三级人大代表5000余人,从上至下进行全省农业执法大检查,经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建立行政执法达标责任制,解决人大立法和行政部门执法“两张皮”现象,充分发挥人大的立法、监督职能,在乡村设立了人大监督员,加强了县乡人大工作。树立了“人大要想有权威,必须自己有作为”的思想理念。1989年,我主持制定了我省第一部地方农业法规《山西省农业投资条例》,意在改变对农业投资少的现状,强调要随财政收入比例逐年增加农业投资;同时,为保证全省农业耕地面积,制定了《山西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两部条例以法律手段强化了农业基础地位,在全省保护耕地、增加农业投资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93年,李玉明主编的《卫恒纪念文集》出版。李玉明(前排左一)与出席座谈会的同志合影。1992年,李玉明(右三)参加五台县徐向前元帅故居修复剪彩仪式1996年,与当年留苏同学在天安门前合影(后排右三为李玉明)
二、花甲岁守望精神家园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经济发展滞后,物资匮乏,人民的吃穿用被迫实行票证供应。限量购买,一个月中难吃上几顿白面和肉食。现在,走进超市,商品琳琅满目、丰富多彩,可以随意选购,吃穿用品随意挑选。人们说“过去是生活困难,现在是天天过年”,老百姓都说“毛主席教我们站起来,邓小平教我们富起来,习近平带我们强起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令人欣慰,感慨万分!
随着经济建设发展汤美玉,物质丰富多彩,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新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外政治风云变幻,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星尘深处,以物质利益的追求代替一切,邓小平同志总结说,发生了“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主要是在教育上的失误。而在思想文化界则又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奇谈怪论,引起了人们的忧虑。在京离休的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同志,还有李雪峰、陶鲁笳、裴丽生、王大任等一批山西籍和在山西工作过的老领导提议,又在晋籍文化大家董寿平、王瑶等名人响应下,相约发挥余热,同心协力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山西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方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1988年,我也是年届花甲,将要离休的年龄了。听到老领导、老专家们的倡议,我们在山西工作的同志们都很兴奋,我和赵雨亭、刘舒侠、刘贯文、刘江、陈墨章、张捷夫、张颔等一批同志积极响应王谦等同志的倡议。
当时,大家基于这样一个共识:由于我们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困难而又百业待兴,急功近利的物质生产利益发展很容易产生忽视保护、整理和研究文化遗产的倾向,甚至造成文化的破坏。历史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不能再生性迫使我们务必“富前护文”,才能够在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之后做到“富而思文”,否则届时将无文可思、无文可见,我们这一代人将悔恨莫及,而且会被后人谴责。因此,决定成立一个为山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三晋文化研究会苗圃医学论坛。我们提出的办会宗旨是:“团结和组织有志于研究三晋文化的人士,积极开展三晋文化的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继承优秀文化遗产,弘扬爱国主义,探索历史文化和当代文化结合的途径,继往开来,为山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把大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精心运筹,奔走呼号,成为联络社会各阶层、团结省内外各界力量的筹备组织领导人。在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三晋文化研究会于当年8月16日在省城太原应运而生,全心全意地对山西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梳理、搜集、整理、研究、出版,旨在“研究三晋之文明,创立未来之新风。”
从此,一项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历史文化研究活动在山西境内蓬勃发展起来,并迅速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我们带队组织专家学者不仅在书斋中笔耕不辍,而且不辞辛劳走向山庄窝铺,访遍全省进行田野考察,寻访碑碣,拓片临摹,进行拉网式文化勘察,抢救濒临湮灭的历史文化遗存,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卷,记录了一部部山西先民悲壮的创业史和华夏民族灿烂的文化史。校勘出版了清光绪版《山西通志》,全书共有22册,1020万字,征引了近百万字的校注,这是1949年后全国出版的第一部旧省志点校本,对于了解和研究山西历史省情,以古鉴今,有着重要的价值。我们还出版了500多万字的《傅山全集》和《傅山全集补编》,此项工程的规模比清代出版的30余万字的傅山著作《霜红龛集》多出17倍,将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杰出思想家傅山的著作搜集得更加完备。我们组织了100多位学者专家,从省内外130余家藏书单位收录了山西地方史、地方志、晋人著述、批校、刻书、碑刻拓片和珍稀善本等七类文献5075种,出版了《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这是一部涵盖较广、著录较详,展示山西文献历史全貌的传世之作。还组织省内长期从事民间艺术的250多位作者,编纂出版了“黄河乡土文化”系列产品:《山西民间艺术》《山西民俗》《山西民歌》《山西锣鼓》,图文并茂地展现出“山西是民间艺术的海洋”,中国民俗研究大家钟敬文老先生评价说,这样“对一个地方民俗进行系统的整理和介绍,在全国还属首次,为民俗界开了个先河”。山西古塔占全国现存古塔数量的五分之一,研究会为出版的《山西古塔文化》图集,搜集了全省现存580座古塔的650张图片,并提供了35万字的介绍评鉴。张捷夫同志的《山西历史札记》是作者十多年来研究山西历史的一部著作,从魏晋时期的山西到洋务运动早期山西的近代工业荆民强,作者围绕山西历史上的重大变迁和典型人物事件,以20篇专题文章构成完整体例,用确凿的历史文献缜密严谨地阐发自己的见解,其中三分之二篇章被《山西通史》选用,成为一本颇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张正明先生的《晋商兴衰史》回答了晋商为什么能够称雄中国商界500年,何以兴何以盛何以衰,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的问题。李孟存等利用考古发掘的实证,广泛吸收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历经十几个寒暑写成50万言的《晋国史》。文物建筑学家柴泽俊出版《山西寺观壁画》《繁峙岩山寺》《山西琉璃》《解州关帝庙》《朔州崇福寺》《山西古代彩塑》等,图文并茂并附有各类实测与设计图,资料宏富,是帮助人们了解古代建筑的系列大型图书。张林雨编著的《山西戏剧图史》用250余万字、3000多张珍贵图片,翔实地再现了历代山西戏剧艺术的发展,一位作家称赞是“形象戏剧史,珍贵梨园花”,具有学术性、文献性、实用性和观赏性,被中国戏剧研究的权威专家周巍峙、张庚、郭汉诚等誉为“世纪之作”。《山西琉璃》被专家们称作是“中国琉璃第一书”。《傅山书法艺术研究》《山西寺观壁画》《三晋古文化源流》《云冈石窟文化》等先后被评为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等。
民族文化植根于一个民族的心灵深处,对一个民族的认知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低调重生,它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本民族有别于他民族的本质特征。三晋大地是中华文明发祥的中心区域,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薪火相传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山西又是革命老区,三晋儿女在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可歌可泣的巨大贡献正妹公社。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生动的革命文化,都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提供了爱国主义和资政育人的宝贵财富,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也是我们今天依然需要借重和依托的力量源泉。
李玉明与三晋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李雪峰、顾问陶鲁笳在一起(1993年)李玉明与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三晋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任继愈畅谈(2007年)
1989年,王大任、池必卿、李玉明在一起
三、耄耋之年更须牢记使命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方面,现实并不顺遂人意。仅就出版发行方面来说,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热望,另一方面则是出版装帧日益豪华、价格居高不下的图书市场的清冷,如何将历史知识普及到大众之中,把历史文化研究成果转化成现实的力量,如何才能做好提高与普及的工作,这也是我们殚精竭虑思考解决的问题。
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我们选择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小册子方式编写出版《山西历史文化丛书》。这套丛书的编写宗旨和原则是:面向最广大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普及“爱党爱国爱山西”知识;一题一册,每册不超过三万字,定价不逾过三元钱;使读者在茶余饭后、舟车旅途,一册在手温故知新。我们研究会的同志捧着一颗赤子心,孜孜矻矻投入到这项浩繁的工程中。从艰难的筹资到组织专家学者写作,从确定选题到风格体例形成,从装帧设计到出版发行,我们事必躬亲。历时十年,我们将《山西历史文化丛书》作为一项重点文化建设工程,完成了32辑、每辑10种共320种的编写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在此基础上,我们又用了五年时间将它补充出版到430种,约1300万字,共印刷发行了近百万册。这套丛书,有山西史前文化考古,有历朝历代山西兴衰纪程,有晋地重大历史事件记录,有晋籍历史人物和先贤烈士的评介,有历代文献勘证,有古今山西名著鉴赏,有名胜古迹文化,有近现代文化,有“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文化,以及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业绩,等等。这套丛书展示了许多从未披露过的资料和集中研究的新题,发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情节和阐发新意的力作,从古到今把山西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收入其中,构成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山西历史文化百科全书”,被省委列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称它“是各级干部学习和了解山西历史的教科书”。这在全国是一个首创,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好评。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先生为此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称赞:“此书内容丰富、门类广泛、贯串古今。使读者对三晋文化有了一个明确的印象。此书的设计也值得称道。用小题目把重大的历史事件分解开来写,分开来看,是一本一本的小书;合起来看,又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巨著。它以平易的面貌、小册子的形式与读者见面,而内涵深远,并不肤泛。”“读了很高兴,也增长了我平时不曾涉及的一些知识领域。内容是山西省的,读者群应远远超出山西省界,此书对全国读者也有益。”
科学的力量重在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所运用,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在于把文化普及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为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普及历史文化知识,营造“建设学习型社会”氛围,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向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三晋文化研究会的会长、顾问率领专家学者深入学校、企业、街道社区吴费曼,向广大群众和青少年赠送图书和报纸;向各级公共图书馆、纪念馆捐赠图书;组织社会力量到吕梁山区“扶贫助教”,给少年儿童们送去了最喜欢的图书,捐赠了桌椅及书柜建立图书阅览室;积极参与历届“山西省社会科学宣传普及周”活动,制作宣传三晋文化研究知识的展板和传单,派出专家学者在广场接受群众咨询、进行现场解答澹台无竹,并赠送了图书。
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伴随着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三十年了,山西各市和80多个县区都成立了它的同名组织,徐慧宣拥有数以千计的会员,先后出版“三晋文化研究”“山西历史文化”“三晋石刻大全”三大系列丛书等研究成果,仅经过我审定的出版物就有650多种,总字数达到1.3亿,图片数万幅,各种纪念、展览、宣介、捐献、会议活动400多场次。这些有关山西的社会历史、文物胜迹、古典文学、戏曲文化、碑刻书法、历史人物、民俗风情、民歌舞蹈、晋商文化等等研究成果和宣传活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三晋文化研究会为研究山西、宣传山西,使山西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贡献,受到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历任领导和海内外专家学者的一致称赞和好评佐伯俊雄。三晋文化研究会已经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研究会,连续多次被山西省社科联评为“先进学会”、被省民政厅评为“先进社团组织”,荣获“优秀学会”“科普活动先进学会”等称号。2004年2月25日,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政府授予三晋文化研究会“山西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贡献奖”。
今年我已是九十岁的老翁,虽有“不知老之将至”的心态,但毕竟垂垂老矣,然而革命人永远是年青,更应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以为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永不停歇。三晋文化研究会从它成立之时起,我们那些老领导就是凭着一股元气“自带粮票办文化事业”!李雪峰同志指出“我们必须要清楚自己的对立面,要反对什么、要提倡什么,这样,我们要主张什么才能更加明确。从我们的任务里边讲、从方法论上讲,也要树立一些对立面。毛主席讲过这个:没有对立面,你自己树立嘛。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得有点儿主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要明确!”王谦同志指出,我们就是要“历史地辩证地整理研究发扬三晋文化传统之精华,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物质精神文明建设”。董寿平先生为我们题词“研究三晋之文明,创立未来之新风”,王瑶先生为我们题词“表里山河,文化摇篮;前贤遗迹,粲然可观;继承革新,端在吾侪;发扬光大,由兹肇端。”这都阐明了我们神圣光荣的历史使命和勇于奉献的时代担当,明确了我们研究的宗旨和目的以及必须掌握的方法,充满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三晋文化研究会取得的成绩,就在于三十年来高举旗帜,以“研究三晋之文明鲁尔邓,创立未来之新风”为己任,自觉承担历史使命。作为最初的发起人之一,我对三晋文化研究会今后的工作寄予厚望,这就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PICS

选自《映像》2018年第5期,欲知更多内容可购买本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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